中国最古的一部保留许多神话传说的巫书，书名叫《山海经》；山与海，很容易产生原始宗教信仰。然而，海易于引发的是遐想，山让人感觉更多的则是景仰，就是古人早就说过的“高山仰止”（《诗经·小雅·车辖》）。

山岳崇拜，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，如希腊崇拜奥林匹斯山，佛教徒崇拜鹫山（灵鹫山的省称，也称鹫峰、鹫岳、鹫岭等等，梵名耆闍崛山，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，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居住和说法多年）日本崇拜富士山。山岳高耸入云，和天最接近，古人认为是接近天神的最佳地方。最初被崇拜的山岳大概有很多，但在文明的演进中经过淘汰和选择，出于文化认同的需要，总会产生“一山独尊”的现象，作为民族、国家的象征。泰山就是这样的“幸运山”，它的地理位置虽在齐鲁大地，但精神和文化的辐射却遍及中国，与黄河、长城一样成为“中华魂”。

对泰山的崇拜，从密集的、至今风行的有关“泰山”的语言词汇，也可略见一斑。例如：稳如泰山，安如泰山，泰山可依，泰山磐石，重于泰山，泰山压顶，泰山压卵，泰山鸿毛，泰山北斗（泰斗）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一叶障目、不见泰山，泰山石敢当，挟泰山以超北海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泰山头上动土，泰山其颓（比喻大人物逝世），甚至俗语尊称妻父为泰山、岳父，妻母为泰水、岳母。另外，从泰山名称的变异也可看出崇拜的加深：最初写为“大山”，又加以繁化以表示尊敬的心理而写作“太山”、“泰山”，后来又增加宗教和政治的意义而称为“岱宗”——《尚书·舜典》首称泰山为“岱宗”，岱即代，含有替代之意；宗即祖，意为历代之祖，“岱宗”意思是说泰山是祖宗之山。大、太、泰、岱四字的古音虽可以通假，但写法的改变却表明泰山被逐步神格化、神圣化。

中国境内高山众多，泰山论高度，海拔只有1545米，不仅无法与喜马拉雅山、昆仑山相比，就是在五岳中也次于恒山、华山而仅居第三位。但是它为什么能吞没西岳华山、压倒南岳衡山、凌驾中岳嵩山、超越北岳恒山，成为赫赫于古今的“五岳之长”，“五岳独尊”呢？

可以套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说法进行解释和探讨。天时，主要是指历代帝王的封禅活动；地利，指泰山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优势；人和，指社会各阶层各显其能、渲染泰山之灵之尊。而贯穿于三者之间的，解开泰山崇拜奥秘的一把重要的钥匙，是齐国稷下学者创立的五行学说。

五行学说与泰山独尊  泰山矗立于华北大平原东侧，东临大海，北靠黄河，南有汶水、泗水、淮水。在齐鲁丘陵、华北大平原和汶河平原之间，泰山海拔最高，成为万里原野上的“东天一柱”。这里气候湿润，土地肥沃，人口稠密，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，考古所发现的“大汶口文化”和“龙山文化”，表明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先进、文化发达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这里有良好的地理环境，更有突出的人文优势，古代的思想家、文人学者大都出于齐鲁宋卫等泰山周边国家，他们平生所见闻、所景仰的就是泰山，并赋予泰山以深厚的文化蕴涵，使泰山在文化传播中成为大山的典型、崇高的象征。从《诗经》时代的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”（《鲁颂·閟宫》），到孔子的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泰山的地位与日俱增。所以当秦始皇一度要驱赶外国侨民，李斯上《谏逐客书》取喻说理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泰山：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江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成起深。”齐鲁思想家的强力宣传，把泰山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推向了华夏大地。秦皇汉武和后来的皇帝们，都继承沿袭了这一“既成事实”，尽管他们知道还有比泰山更高更大更美的山，但“五岳独尊”的地位已是“稳如泰山”、不可更移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泰山位于齐鲁大地是很幸运的，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培育了泰山人文景观的根基。

说到这方面的问题，应当重点研究考察一下齐鲁文化中的五行学说，它为“五岳独尊”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。

诸子百家中的阴阳五行家认为：宇宙是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类物质组成的，每种物质都具有其特定的性质（德），万事万物按门类构成一个五行组合，如“五方”东西南北中，“五色”赤黄青白黑，“五音”宫商角徵羽，“五常”仁义礼智信，等等，“五岳”当然也被纳入这一体系。泰山在五岳中位于东方，划入东岳，仔细看看泰山与各五行组合相对应的事物，竟是那样的“大吉大利”：第一，它与五行的木相配，体现了木德的性能，“木”字在甲骨文中与“桑”字通用，这就使得“日出扶桑”的神话传说“有根有据”了；第二，它代表了一年岁首的春季，体现了“五色”中的青色（所以《尚书·禹贡》说“海岱惟青州”），象征着万物更生、春意盎然、生机勃勃；第三，它与“五政”中的“生”相通，具有生发孕育的功德（后世善男信女到泰山朝拜，进香许愿、乞求子嗣的习俗，当源于此）；第四，它对应于“五常”的仁，代表着天地大德，是“仁者乐山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的最佳解释。

南朝梁代学者任昉的《述异记》记载：秦汉时期民间传说，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死后，头化为东岳，腹化为中岳，左臂为南岳，右臂为北岳，足为西岳。盘古尸体的头向着东方，而且化为东岳，泰山就成了当然的五岳之首了。这个神话故事，显然是根据五行学说编造出来的，虽荒诞不经但却反映了泰山独尊五岳的历史背景。

封禅大典  封禅是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，古人常常将“封禅”二字拆开解释，根据天圆地方的认识，说“封”是在泰山之顶聚土筑圆台以祭天帝，“禅”是在泰山之下的梁父等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以祭地神。其实，封禅是综合的大型祭祀活动，以祭天为主、祭地为辅。所以，比较起来，还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最简洁而完整，封禅就是“古代帝王上泰山祭祀天地”。这个解释，概括出了封禅的三要素：封禅者、封禅地点、祭祀对象。

第一，封禅者的身份有严格限定，只能是帝王。再进一步地说，一般帝王也没资格封禅，只有获得天下太平、国家昌盛的伟业，功高德显的帝王，才能举办这项国家大典。中国古代帝王众多，但真正举行封禅的只有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汉光武帝、唐高宗、唐玄宗、宋真宗六位皇帝，足见封禅确是旷世大典。在封建专制时代，尽管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在众口一词的舆论面前，大多不敢轻言封禅，泰山是那样地可望而不可及。

第二，封禅的地点是“法定”的、唯一的，只能在泰山。泰山与封禅是密不可分的，离开了泰山便没封禅可言；而隆重的封禅大典则奠定了泰山无可比拟的尊贵地位。

第三，封禅就其典仪来说是祭祀行为，祭祀的对象是天地。皇天厚土，天高地厚，崇拜和祭祀天地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，封禅利用它而又发挥了天人感应、君权神授的思想，把天地崇拜和帝王崇拜并为一体，通过祭祀天地表明皇帝是真龙天子、尊贵无上。所以，“封禅取高厚之义，封土于山而禅祭于地，天以高为尊，地以厚为德也。增泰山之高以报天，附梁父之厚以报地”(元·刘壎《隐居通议·礼乐》)的说法，只是冠冕堂皇的朝廷官方解释，而封禅的实质是以祭祀为手段，达到树立政治权威的目的。名为告天报地，实为显威民众，封禅是政治举措的礼仪化，是礼仪化了的政治举措。

就第二个要素来说，泰山为什么是封禅唯一的指定地点？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。首先是齐鲁地区的先知先觉们以先进的文化张扬了泰山的知名度，树立了泰山的神圣地位。但更重要的还是五行学说和“五德终始说”，将泰山和东方、木德、春季、青色、生育等联系起来，既然泰山代表一日之始、一年之始、人生一代之始，自然也代表改朝换代之始，新王朝初建，功业既立，当然要到有新旧更替含义的泰山封禅，求得上天的认可。这对封禅由传说变为现实实践，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古代历代帝王，大多重视“五德终始说”，而王朝变迁史、王朝周期率又加重了“五德”的神秘性。例如秦始皇即按照五行相生相克、终始循环的原理进行推求，认为周朝占有火德的属性，水克火，秦朝取代周朝，拥有的是水德，所以规定衣服、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崇尚黑色（“水”与“黑”在五行中同类，数目为“六”），符节和御史所戴的法冠为六寸，车宽为六尺，六尺为一步，一辆车驾六匹马，等等。

考察漫长的封禅史，可以分为五个时期。

一、传说时期  上古朴素原始的山川崇拜中，有“柴”、“望”两种祭祀仪式。望，是遥望而拜，祭祀山川。柴，是在高处燃烧柴薪，火与烟直上云霄，易于天神接受人间的信息；而且火能照明，有强烈的直观性——后世寺庙焚香燃蜡烛，实际上就是远古柴祭的遗俗。封禅也源于这种古老的祭俗，只不过是升华为高级的形式罢了。

文献记载的封禅之说，最早见于《管子·封禅篇》。但《管子》的成书很杂，基本上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者的文章汇编；而且“封禅篇”原文已佚，今本《管子》是从《史记》的《封禅书》抄回补录的。所以，考察秦汉以前的封禅活动，最早的文字材料是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。但是司马迁在《封禅书》的开头就坦率地说：封禅断绝千数百年了，仪式残缺以至堙灭，详细情形无法记录下来传闻后世。因此，秦汉以前的封禅，只能是传说的时代。

传说的梗概是：大舜曾巡狩到泰山，柴望祭祀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称霸，意欲封禅。管仲回答说：“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。昔无怀氏封泰山，禅云云；伏羲封泰山，禅云云；神农封泰山，禅云云；炎帝封泰山，禅云云；黄帝封泰山，禅亭亭；颛顼封泰山，禅云云；帝喾封泰山，禅云云；尧封泰山，禅云云；舜封泰山，禅云云；禹封泰山，禅会稽；汤封泰山，禅云云；周成王封泰山，禅社首。皆受命然后得封禅。”仔细琢磨这段话，简直是“夸夸其谈”：一，72个帝王封禅，只记得12个，而这12个也多是虚无飘渺的传说人物，夏商周三代帝王封禅也没有坚实的证据；二，除泰山是固定的地名外，所谓“云云”“亭亭”（《史记集解》曰：“云云山在梁父东。”《史记索隐》云：“山在蒙阴县故城东北，下有云云亭也。”），大概都不是真实的地名，相当于“某某（地方）”的意思。齐桓公听得半信半疑，自认为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有三皇五帝之功，与尧、舜、禹三代受命君主没有什么不同，可以封禅。管仲劝阻说：古代帝王成就伟业，封禅之前，天赐符瑞，比如东海出了比目鱼，西海有了比翼鸟，许多祥兽瑞禽不召而至；如今凤凰、麒麟不来，嘉谷不生，而不祥的猛禽鸱枭多次出现，蓬蒿藜莠遍地，这证明既非‘受命于天’，又无太平盛世功绩，怎能自作主张去泰山封禅呢！齐桓公听了，觉得有理，打消了封禅的念头。

虽然是难寻边际的传说，但却勾勒了封禅的基本框架：地在泰山，天降祥瑞，帝建伟勋。特别是愈是传说封禅标准高、难度大，就愈有刺激性。秦始皇就是在这些传说的刺激下，转而大胆去挑战传说，首开封禅的实例的。

二、草创时期  秦始皇是实际进行封禅的第一位帝王。他短短50年的生涯，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封禅当是其中之一。公元前219年，也就是天下统一后的第三年，秦始皇几乎是在没有任何舆论宣传准备的情况下，下令东巡，并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。既然敢自称“始皇”，功业高于三皇五帝，封禅又岂在话下？自执政以来摧枯拉朽般的政治强势，使性格刚毅果断的秦始皇无所畏惧，他要打破有关封禅的千年沉寂，压服东方六国，树立千古一帝的绝对威严。

令出如山，群臣陪同，千乘万骑从咸阳出发，间关跋涉，踏上了巡狩和封禅之旅。秦始皇首先来到原鲁国地区，在曲阜之南的邹峄山刻石歌颂秦德。峄山位于孟子故乡邹城东南10公里处，方圆才10余公里，海拔仅582米，秦始皇选择这么不起眼的小山登临刻石，除有看重少昊（相传曲阜是少昊故国）、孔孟的因素外，当还有借峄山进行小型演习的意图，为泰山封禅大典作铺垫准备。但是当到达泰山，究竟该如何去做，习惯于我行我素的秦始皇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只好征召鲁国儒生、博士七十人，聚集到泰山脚下议论封禅的礼仪。鲁国的学者虽然常年生活在泰山附近，但封禅一般只是政治的最高理想，只是理念中的追求目标，还从没有考虑到具体的可操作的仪式细节。秦始皇来的是如此突然，学者们始料不及，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他封禅，但又不敢公开反对，于是含糊其辞，模棱两可。甚至有人绕着弯子说话，说：“古时候封禅，乘坐用蒲草包裹车轮的车子，恐怕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。地面打扫一下就作为祭祀场地，铺上干燥的草、禾当席子，采用容易办到的礼仪。”这种保护环境、崇尚简单的说法，旨在委婉地规劝秦始皇施行仁政、注重节俭，反对其急功近利、暴政酷法。秦始皇或许是听出了话外之音，感到和自己的想法相差太远，于是赶走了那些儒生，下令开山凿道，从泰山的南面直登山顶，参照秦国原先在雍城（今陕西凤翔南）祭祀祭天的仪式，筑坛祭天，立石歌颂秦始皇功德无量，表明登封圆满成功。刻石的内容是：

皇帝临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脩饬^①。二十有六年^②，初并天下，罔不宾服。

亲巡远方黎民^③，登兹泰山，周览东极。从臣思迹，本原事业，祗诵功德^④。

治道运行，诸产得宜^⑤，皆有法式。大义休明，垂于后世，顺承勿革。

皇帝躬圣，既平天下，不懈於治。夙兴夜寐，建设长利，专隆教诲。

训经宣达，远近毕理，咸承圣志。贵贱分明，男女礼顺，慎遵职事。

昭隔内外^⑥，靡不清净，施于后嗣^⑦。化及无穷，遵奉遗诏^⑧，永承重戒。

[注释]  ①脩饬：谨慎小心，不违礼义。  ②此句当写为“廿有二年”或“廿又二年”。  ③此句疑有衍文，当为“亲巡远方”或“亲巡远黎”。  ④祗：恭敬。诵：通“颂”。 ⑤诸产：指各种物产        ⑥昭隔：即昭融（“隔”通“融”），谓发扬光大。语出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：“昭明有融，高朗令终。”  ⑦施（yì）：延续。  ⑧遗诏：指刻石留存的诏文。

相传刻石是丞相李斯书写的，文词完整地记录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。它值得认真研读，从中可以窥破一个秘密：秦始皇的确迷信五行学说，封禅泰山是与五行学说有关。请看——刻石诏文采用《诗经》四言颂诗的格式，但又没沿用《诗经》常用的二句一韵、四句为一段的写法，而是别出心裁，每三句为一韵，每六句为一段，全诗总共六段，格局为三句、六段、十二韵。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？它们全与五行“水”的数目“六”有关：“三与十二，是六的减倍和加倍。”（徐北文《灿烂的古代文化》）另外，诗中称人民为“黎民”，联系秦朝对人民的另一个称呼“黔首”，“黎”和“黔”都是黑的意思，因为在五行系统中“水”与“黑”是相通相配的。

秦始皇声势浩大的封禅，除留下了“泰山刻石”之外，所有祭文、祭礼都秘而不宣，世人无法知晓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匆匆封禅，秦始皇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典仪，但又不能让世人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只好以神秘的方式来掩人耳目。 封禅由传说突然转变为实际操作，又没有探讨议论的时间，只能算是初级的草创，它的意义只在于行动，而不在于如何行动。

岱顶祭天完毕后，秦始皇从泰山北面下山，禅于梁父山。下山的途中，还有一段小插曲：秦始皇下至山腰，遇到暴风雨，曾在一棵大树下避雨休息，为表彰大树“护驾”有功，便封它为五大夫（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爵位）的爵位。后世的好事者移花接木，在泰山南面半山腰登山道附近找了五株松树，称为“五大夫松”，这样，一棵爵位为五大夫的松树，就变成了五棵松树了。既误认五大夫为数目，又不管秦始皇是在山北面的树下避雨的，将错就错，反倒成为古迹佳话。民俗对秦始皇遇雨泰山做了这样的编造，但遭到秦始皇冷遇的儒生学者却从中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，他们认为：秦始皇强行封禅，自我吹捧，天降暴风雨正是对他的警告和惩罚。秦始皇封禅后十二年，秦朝灭亡，“诸儒生疾秦焚《诗》《书》，诛戮文学，百姓怨其法，天下畔之，皆讹曰：‘始皇上泰山，为暴风雨所击，不得封禅。’”（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）

秦始皇封禅泰山，并不为时人和后人所认可。但他的开创性的举动，影响巨大。西汉武帝、东汉光武帝，沿着秦始皇的路子继续探索，封禅逐步由神秘走向透明，由随意性走向制度化。

三、探索时期  秦朝的暴兴暴亡，留给汉朝统治者的印象太深刻了。尽管皇帝改姓为刘，天下重归统一，但从高祖到惠帝、文帝、景帝，六十余年过去了，虽也屡有臣下倡议封禅，但皇帝们一直谨慎小心，不敢轻谈封禅。直到武帝即位，情况才有改变。

汉武帝的好大喜功、寻仙求药，与秦始皇如出一辙，但他生逢秦始皇之后，接受教训，调整方略，封禅一事办得比较稳妥。首先是广造舆论，号召群儒研讨封禅的礼仪，力求赢得学者们的舆论支持。同时制造天降祥瑞的现象，说天子苑林出现一只白色的像鹿一样的动物，那就是象征太平吉祥的麒麟；把地下出土的大商鼎看作是神赐的宝鼎，并改元为“元鼎”。皇帝封禅的意图这样明显，善于察言观色的诸侯王也行动起来，济北王就于元鼎四年上书，自愿献出泰山及其附近的县邑，为皇帝光临泰山提供方便。当然，仅有舆论还是不够的，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，造成一种非封禅不足以显功的态势。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冬十月，武帝下诏，南方东方业已宾服，西方北方尚未安宁，于是亲自率领大军“行自云阳，北历上郡、西河、五原，出长城，北登单于台，至朔方，临北河。勒兵十八万骑，旌旗经千余里，威震匈奴。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这次并不是真正的远征，随行的队伍中有在京城长安演练好的仪仗队，所以在西北显耀一阵后，即回祭华山、嵩山，接着东行入山东，于次年夏天四月到达策划已久的目的地——泰山，准备进行封禅大典。

武帝的这次封禅，没有遇到什么阻力，大臣和学者们是认同的，甚至以参加封禅为荣、不参加为耻。例如太史令司马谈被留到周南（今河南洛阳），不得从行，忧愤而死，临终前把儿子司马迁叫到床前哭着说：“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！命也夫！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

但是汉武帝也碰到和秦始皇一样的难题：用什么礼仪封禅？儒生的态度虽然积极，但牵拘于诗书古文，争议不决，莫衷一是。最后由汉武帝自己确定：按照祭祀最高天神太一神的礼仪。封坛设在泰山脚下的东方，高九尺，阔十二平方尺；玉牒书（写在玉制的小简上的封禅文）埋藏于封坛下，文词保密。礼毕，武帝单独与侍中、奉车都尉霍子侯（名将霍去病之子）登上泰山之巅，再进行封土，仍然严格保密。第二天从泰山北面下来，沿着秦始皇走过的旧道，来到梁父的肃然山，举行禅礼。禅礼的礼仪按照祭“后土（即大地）”的方式，天子亲行拜见礼，祭者身穿黄色的礼服，行礼时都有礼乐伴奏；荐神用的草席是用江淮间出产的一种有三棱脊的茅草编织而成，封土用杂土石，上面加盖五色土。禅礼完毕后，把远方进贡来的奇兽、飞禽以及白山鸡等动物放还山林。有人为证明封禅的灵验，便说行礼的地方当夜仿佛有光出现，白天有白云从封土中升起。汉武帝格外高兴，回到泰山旧有的明堂，接受群臣朝贺，赏赐当地居民酒肉，鳏寡老人布帛二匹，免除附近几个县当年的租税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“元鼎”为“元封”。同时决定将泰山下的奉高县城作为东方驻节的陪都，以后按照“古者五载一巡狩”（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）的惯例，经常来泰山。

武帝封禅泰山没有碰到风雨，大大优于秦始皇，于是乘兴东行，到达海边，寻求蓬莱仙神。但这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件不吉利的事：霍子侯突发急病，仅一天时间就死了。他是唯一随武帝登岱祭天的人，暴疾死去，难免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，给武帝的封禅多少蒙上了一些阴影。

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，距第一次封禅恰好是五年，武帝离开长安，经九嶷山（今湖南南部）、天柱山（今安徽霍县境内）到山东琅琊海边，随后西行至泰山，举行封禅仪式。此后，汉武帝又四次封禅泰山，最后一次是在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——这一年武帝六十八岁，两年之后就逝世了。武帝一生九巡山东，六封泰山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他的最大特点是想把封禅制度化、经常化，但是秘而不宣的封禅仪式，使他走不出神秘的氛围，仍然停留在探索阶段。继之而来的汉光武帝，完成了这个探索。

东汉光武帝刘秀，于建武三十二年（公元56年）东封泰山。整个活动历时一个多月，声势浩大不亚于秦皇汉武。这次封禅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：全部仪式公开进行，不再遮遮掩掩。随行的官员中，有一位叫马第伯，写有《封禅仪记》（见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注）流传至今，根据他的记载，光武帝封禅的情况十分详细具体：正月二十八日从洛阳出发，二月九日到曲阜，派遣侍从官郭坚伯带领五百人赶往泰山修治山道；十二日到奉高，当天派虎贲郎将先上山巡视，又加派一千人上山修路；十五日，光武帝开始斋戒，马第伯等官员视察祭坛用石等准备事宜；二十二日，光武帝在泰山下东南方燃柴祭天，而后乘辇登山，至岱顶少憩后更衣举行封礼；二十五日禅梁父山，改年号为建武中元。

汉光武帝的封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，到唐宋时封禅制发展到了高峰。

四、高峰时期 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、南北朝，都不是统一的王朝，无暇更无由谈论封禅。隋文帝曾有意封禅，但也只是亲自到泰山祭祀，没敢举行正式封禅。唐太宗有“贞观之治”的政治资本，也曾多次议论过封禅之事，大臣房玄龄、魏徵亦曾议定有关礼仪，但洪涝灾害和彗星出现等情况，使他未敢轻举妄动。倒是唐高宗在武则天的赞助参与下，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封禅仪式。

高宗的封禅，主要源自武则天的筹划。永徽六年（公元655年），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，逐渐参与朝政，积极鼓动高宗东封，借机树立自己的权威。麟德二年（公元665年）十月，高宗率领文武百官、扈从仪仗，武后统管内外命妇（古代妇女有封号者之称），车马连绵数百里，浩浩荡荡赶往泰山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随行观摩参加的还有来自高句丽、新罗、百济、日本、波斯、突厥、于阗等外国的使节，显示大唐天威远慑海外，盛况空前。封禅大军行程两个月抵达泰山，第二年正月封泰山禅社首。有关封祀坛、玉策、玉匾、金匾、登封坛、降禅坛等等的规格尺寸，《唐书·礼乐志》都有详细的记载。由于武则天的参加，女性在封禅中占有了一定地位，在祭祀地神的降禅坛上，配以高祖、太宗二皇后的牌位，呼应“天父地母”的观念；祭祀时有“三献”（献酒三次）的仪式，即初献爵、亚献爵、终献爵，主持后面二献的分别是武则天和越国太妃燕氏。封禅完毕后，改元为乾封元年，更名奉高县为乾封县。

 时隔八十年的开元十三年（公元725年），迎来“开元盛世”的唐玄宗，再度将封禅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大典照例搞得轰轰烈烈，方圆百里之内，百姓贡献牛酒助祭；登山封禅之时，群臣高呼万岁，欢呼声传遍山上山下。在有关仪式中，玄宗特别不理解前代帝王为什么对玉牒书秘而不宣，就此专门询问学士贺知章，贺知章回答说：“玉牒以通意于天，前代或祈长年，希神仙，旨尚微密，故外莫知。”（《新唐书·礼乐志四》）玄宗决心革故鼎新，说：“朕今为民祈福，无一秘请，即出玉牒以示百寮。”将封禅文公布于天下，显示了公正开明的形象。并首封泰山神为“天齐王”，亲自书写了《纪泰山铭》，刻勒于岱顶大观峰，铭文至今尚存。

唐玄宗封禅大典既隆重又开放，沾光受惠的臣下不少，所以轶事传闻也较多。据《酉阳杂俎·前集卷之十二》记载，玄宗任命丞相张说为封禅使，依照旧例，封禅后三公以下的官员都升迁一级，张说的女婿郑镒，原本是个九品官，可是这次唯独他托岳父张说的福，越级骤然升到五品官，并赐予了红色官服（唐制，官员三品以上服紫，四品服深红，五品服浅红）；官员们按照官位高低入座参加盛宴时，玄宗见郑镒的官位飞升，非常奇怪，就问是怎么回事，郑镒无言答对，旁边的艺人黄幡绰一语双关地回答说：“这是靠了泰山的神力。”——后来，“泰山”便成为岳父的代名词。

宋代皇帝封泰山的，只有宋真宗赵恒。宋代和唐朝不一样，从开国之初就面临北方契丹族的压力，可以说是没有空闲谈封禅。但是，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“澶渊之盟”签订之后，宋辽议和，不甘寂寞的宋真宗便开始打起封禅的主意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采取很不光彩的手段，一是利用道教迷信假造“天书”，一是向大臣行贿。宋朝自太宗起便大力宣扬道教，真宗与王钦若等大臣密谋策划了“天书”的闹剧：景德五年正月初三，皇宫守门的卫兵报告，有一条黄帛悬挂在左承天门之南角鸱尾上，真宗便步行到承天门，命令宦官登上门楼取下黄帛，真宗拜受并置于轿中，抬到正殿道场，让大臣陈尧叟启封，见帛上有文曰：“赵受命，兴于宋，付于恒，居其器，守于正，世七百，九九定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六二）消息传开，群臣入贺，认为是“天书”降临。真宗大赦天下，因“受大中祥符之赐”而改“景德”五年为“大中祥符”元年，紧鼓密锣地准备封禅活动。天书的欺诈性显而易见，一些正直的大臣上书质疑，宰相王旦（大明莘——今山东莘县人）也反对封禅。真宗便设宴招待王旦，又赐一樽御酒说：“此酒最为佳美，爱卿回去与妻子儿女共饮吧！”（事见《宋史·王旦传》）王旦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，原来并不是酒，而是珍珠宝石。王旦无奈，只好同意。宋太祖曾“杯酒释兵权”，宋真宗则“樽酒买封禅”，都是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十月，真宗以王旦为封禅大礼使，启程东往泰山。仪仗的浩大超过历朝历代，往返47天，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统计：耗费八百多万贯，约占当年财政收入钱数的三分之一还多。

宋真宗封禅泰山，留下了三处重要的遗迹。

一是天贶殿。“贶”是赠、赐的意思，为纪念天贶神书，封禅后的第二年，在岱庙内建天贶殿，成为岱庙的主体建筑。殿内供奉着威威赫赫的东岳泰山之神，特别是名为《泰山神启跸回銮图》的壁画，全长62米，高3.3米，描绘的虽是泰山神出巡的浩荡宏伟场面，但实际上表现的是宋真宗东封泰山的威严气派。明清两代对天贶殿都有整修，此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、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，现存的壁画是清代以宋代原画为蓝本重新绘制的，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二是御帐坪。泰山东路云步桥北、飞来石下，有一块石坪，古时原称百丈崖，后来又名飞瀑岩、护驾泉、银河等等。据传宋真宗登山时行至此处，喜欢“月色泉声”的美景，就凿穴支帐，驻跸于此，后人便把这里叫做“御帐坪”。

三是碧霞祠。为迎接宋真宗登顶拜祭天神，大臣们预先在山顶疏浚泉池，挖出一尊石雕女像，道教中有女神崇拜，大臣认为是吉祥之兆，禀报真宗。真宗大喜，命人以玉石仿制，供奉在石龛中。封禅结束后，在此建昭真祠，尊号玉雕的女神为圣帝玉女，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。金代改为昭真观，明代先后改称碧霞元君庙和碧霞灵佑宫，清乾隆时改为碧霞祠。经过历代重修、拓建，碧霞祠遂成为一组规模宏大、结构严谨的高山建筑群。祠所供奉的碧霞元君，也成为香火最旺的泰山神仙。宋真宗这样一次不经意的举动，竟捧红了一位女神，这大概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。

五、转型时期  宋真宗封禅典仪空前浩大，但物极必反，特别是他为了封禅而采取的欺诈手段，彻底葬送了封禅的尊严性和必要性。真宗驾崩后，继位的仁宗和执事大臣为了永久地了结“天书”的丑闻，下令将天书殉葬于真宗陵墓中。由于伪造天书的恶劣影响，终北宋一朝，再无人提议封禅。南宋到明朝，儒家理学盛行，重思辩而反对宗教迷信，封禅已被士大夫所轻视，皇帝再靠老一套行骗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，所以封禅大典也就不能再郑重地进行下去了。但是泰山的威严毕竟具有强大的惯性，帝王仍不敢忽视它的重要地位，而采取了灵活变通的办法：放弃封禅这种国家的大典，实行帝王祭祀泰山的个人行为，认可黎民百姓崇奉泰山老母的民间宗教活动。对泰山的崇拜，就这样由封禅转为祭祀，由政府转向民间。

明朝是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，虽崇奉泰山神，但去掉了泰山神的“帝”号，并明确表不再举行封禅大典。明太祖也从未登临泰山，只委派大臣或道士四次到泰山致祭。此后，明朝历代皇帝也都只是遣使祭祀泰山。

到清代，沿袭明制“通官致祭”之礼。可是“康乾盛世”，祭祀活动频繁且有不断升格的趋势，康熙皇帝三祭泰山，两次登岱顶，遣官致祭达九次之多；乾隆皇帝更是一位“泰山迷”，他遣官致祭18次，祭泰山10次，其中6次亲自登上岱顶。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八十岁高龄的皇帝在度过寿辰之后，特地东巡拜谒岱庙，登岱祭祀碧霞元君；礼毕后，大宴群臣，犒赏三军，回銮所经沿途减免租税，赐赐银两数以亿计。但是不管多么重视，都不可能恢复封禅或达到封禅那样的程度。乾隆皇帝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，他在御制《重修岱庙碑记》中评论说：“盖由柴望一变为封禅，由封禅再变为神仙。”这句话当是对封禅制的演变的概括总结。

  道教神祇    泰山崇拜的人群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帝王将相的政治层次，宗教人士和文人学士的宗教、文化层次，普通百姓的民俗层次。三个层次之中，宗教层次和民俗层次结合得最为紧密，宗教树立神祇，民俗顶礼膜拜，泰山神祇的威名，加重了泰山的神道氛围。

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，但泰山是个例外，道教在泰山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，佛教只能起很小的“配角”的作用。泰山的登山大道，从山下直到山顶，所有重要的庙宇都是道教主持，佛教在泰山总共只留下两处略具规模的建筑：一是西麓脚下的普照寺，一是山背后的灵岩寺，都在僻静的角落。

道教既在泰山繁荣兴盛，自然要开展造神活动，吸引人们涌向“群山之祖、五岳之宗、天地之神、神灵之府”(《续道藏》)的泰山。道教制造的泰山神祇很多，对民俗影响最大的是“泰山老奶奶”和“泰山石敢当”。

最后想强调的是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帝王封禅祭祀、民众拜神求福、道教宫观建筑，对泰山和泰安城的布局建筑有很大影响，并逐渐地形成了山不压城、城不占山、山城一体的独特格局。泰山以南坡最为壮观，因此封禅祭祀活动选定了从南坡沿中溪而上的路线，在这条约10公里长的景观带缔造了两大空间：一是以泰安城区为中心的“人间”，二是自城北岱宗坊开始，沿长达6000余级的阶梯直至岱顶的“天域”。其布局甚至带有一定的“科学规划性”——岱庙是泰安城中轴线上的主体，这条中轴线从泰城南门起始，延伸到岱宗坊，然后与登山盘道连接，最后通向“天庭”，使山与城不仅在功能上，而且在建筑空间序列上也融为一体。其序列按登山祭祀活动的程序次第展开，寓意由“人境”向“仙境”逐渐过渡。地形是由缓坡、斜坡直到陡坡，人们从低到高，步步登高；建筑是由严整到自由，由人间帝王宫殿上达苍穹，而红墙黄瓦始终与苍松翠柏相伴相映；登山“若登天然”，划分为“一天门”“中天门”“南天门”三个大区，山路沿溪而上，人在谷中行进，借山势形成了“封闭型”的环境，而登上南天门之后，境界骤然开阔，恰似升仙，环境与心理具有较强的感应效果。